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1]，文化馆数字化体系建设无疑是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键要务之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程中不可忽视的核心议题。从数字化的角度来看，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图文博”三馆之中，文化馆是相对滞后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馆数字化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称之为“拓荒”或“普及”时期亦不为过。而面向二十大报告勾勒的宏阔图景，这一工作必须“从有到好”“从普及到提升”，走向崭新的发展阶段。当前正是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展望文化强国建设蓝图的关键节点。本文旨在回顾历史，系统梳理2012—2022年文化馆数字化的发展进程，总结凝练十年间的成就与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相关政策和规划文本探讨文化馆数字化的未来方向。

在本文之前已经有专家、学者对文化馆数字化的历史成就和未来方向展开了具有深度的讨论。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不久之后，李国新对该文件进行解读，强调文化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想要让“文化馆数字化建设跃上新台阶”，首要任务是“加强全民艺术普及数字资源建设，增强文化馆数字内容供给能力”，重要突破口是“创新全民艺术普及体验场景”，特色项目在于“探索线上线下相衔接的全民艺术普及培训体系”[2]。白雪华从如何推动文化馆行业全面融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角度进行了考察，提出“统筹整合全民艺术普及资源总库，关联汇入中华文化数据库”“依托公共文化云互联互通平台，融合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做大做优国家公共文化云，打造文化数据服务国家品牌”“推动基层文化馆（站）加快接入公共文化云平台，促进基层全民艺术普及服务数字化转型升级”“试点建设数字文化体验厅，发展数字文化服务新体验”等7个方向[3]。罗云川也对“十四五”时期文化馆数字化做出了方向性思考，提出以“公共文化云”项目为中心的建设思路和“分析优化数据”“打造独特IP”“拓展新型空间”“聚焦智慧服务”等数字化服务发展路径；此外，罗文还提供了诸多“十三五”末期文化馆数字化发展状况的关键数据，成为本文做出历史分期的重要依据[4]。

现有研究为本文的工作提供了基础和指引。与已有成果略有不同的是，本文侧重以整体层面的历史事件和分期研究作为基础，同时辅以对各地文化馆数字化建设的案例考察。这种“宏观+微观”的视角，或许有望为这一议题提供一些新的思想资源。

“治史所以明变”。考察文化馆数字化建设历程，关键要务在于探究这项事业的发展变化。从分期研究的视角来看，所谓的“变”，即重在把握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揭示“变”的规律、探寻“变”的方向。为系统分析文化馆数字化的阶段性变化特征，课题组事先搜集形成《文化馆数字化大事记》，以年月为轴，凝练了相关的重要事件、政策（规划）文本、理论成果等等。以《大事记》为基础，本文将过去十年文化馆数字化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从2012年到2015年的探索酝酿阶段、从2015年到2020年的试点建设阶段、从2021年至今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一）探索酝酿阶段（2012—2015年）

探索酝酿阶段以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为始，到2015年4月全国数字文化馆试点工作启动前为止。随着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5]，在此时间节点前后，文化馆数字化作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的一个重要维度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将2012年底视为文化馆数字化探索酝酿阶段的重要起点，还有一个专业领域的原因，即这一年的11月，成立于2004年5月的原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更名为“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现为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发展中心”），且新增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政策理论研究、群众文化活动指导、组织及相关人员培训等”职能，后来又承担了“推动全国文化馆（站）数字化建设”等工作[6]。

具体而言，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包括：

第一，在政策（规划）方面，作为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的组成部分，“数字文化馆”“文化馆数字化”等提法开始出现在国家、地方的相关政策（规划）文本之中。2012年之前，与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相比，直接指导文化馆数字化的政策比较稀缺，只有少数文件有所提及，如2011年11月原文化部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在重点实施“三大公共数字文化惠民工程”的基础上，“带动数字美术馆、数字文化馆、数字博物馆、数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建设……”[7]。2012年之后，文化馆数字化在相关政策、规划中出现频率有所上升，逐渐成为公共文化数字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2013年1月，原文化部发布的《文化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要求“将文化馆的数字化建设纳入文化共享工程建设体系，促进群众文化活动资源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开展网上展览、网上辅导、远程指导等数字文化服务”[8]。同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布的《信息化发展规划》要求“积极推进数字图书馆、数字档案馆、数字博物馆、数字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信息服务体系”[9]等等。尽管如此，文化馆数字化建设的相关政策指引仍显粗糙，多数为框架性表述。

第二，在实践探索方面，部分文化馆率先开始文化馆数字化工作，为后来数字化工作的逐步推广奠定基础。例如，早在2012年，成都市便宣告其数字文化馆平台基本建成，并通过相关服务和活动证明这一新兴服务机制的有效性，引起热烈反响[10]。类似的，重庆市北碚区数字文化馆打出“全国首个示范数字文化馆”的口号，在2014年底建成文化馆基础数字平台、公共数字文化培训辅导教学平台、数字文化体验平台、多媒体移动终端APP多元平台以及公共文化资源平台，具备跨平台的数字服务能力；同时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和设备，打造线下体验空间，实现了服务的“线上线下相结合”[11]。除此之外，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的文化馆数字化探索也各有成就、各成特点。这一时期的文化馆数字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字图书馆有所借鉴，但这些先行机构普遍重视挖掘文化馆自身的资源特色和功能特点，着力让数字化时代的文化馆服务形式更加多样、受众群体更为广泛。

第三，在理论研究与提升方面，2013年前后开始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数字文化馆”“文化馆数字化”的研究，相关领域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通过梳理论文，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出一些特点：从数量上来看，相关主题的研究文章总量较少；从作者单位来看，作者们主要是文化馆或群艺馆的工作者；从研究路径来看，大部分论文偏向整体性的议论和思考，对数字文化馆建设提出了构想或基于实践建设经验有初步的反思[12-15]。尽管从如今来看，这些研究的理论和研究深度还有待加强，但在文化馆数字化尚为新鲜事物之时，它们就已经从文化艺术档案建设[16]、数字文化馆推广困境[17]、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信息伦理问题[18]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和意见，无疑是具有开路意义的。

（二）试点建设阶段（2015—2020年）

试点建设阶段始于2015年4月数字文化馆建设试点工作启动，止于2020年“十三五”时期结束之际。从时间节点来看，试点建设阶段大体与“十三五”的五年是重叠的，这一阶段也普遍被认为是文化馆数字化完成初步建设的“筑基”时期。具体而言，其主要特点包括：

第一，在政策（规划）方面，文化馆数字化开始与基层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公共文化机构创新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项重要工作紧密相连，成为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程中的主要工作之一。例如，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中，要求“以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依托，推动文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提供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和数字博物馆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19]；2017年5月，原文化部印发的《“十三五”时期繁荣群众文艺发展规划》强调，要“加强数字文化馆建设，搭建群众文艺创作和培训的数字化平台”[20]等等。在这一阶段，各类与文化馆相关的工作中，都开始或多或少涉及数字化议题。这种现象的背后，一方面是国家各个领域对于数字化的关注度都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及作为其主要机构之一的文化馆也自然对数字化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则是随着全国数字文化馆建设试点工作的实施，文化馆数字化建设开始与重点领域工作相互渗透、融合，如作为全国数字文化馆建设试点项目之一的东莞文化馆，就以数字文化馆“文化莞家”为抓手，为总分馆联动赋能，提升了基层公共文化的数字化水平。

第二，在实践方面，全国数字文化馆建设试点项目（以下简称“文化馆试点项目”）和公共文化云项目等相继取得较大进展，使得文化馆数字化工作有了恰当的抓手和聚力点。如上文所述，在2015年以前，全国各地虽然有部分文化馆开展了数字化探索，却缺乏统一的机构或项目统筹相关业务。2015年4月，发展中心开始将“‘数字文化馆试点’项目纳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数字公共文化建设的总盘子”，确定了马鞍山市文化馆、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丽水市莲都区文化馆、北川羌族自治县文化馆等10家文化馆成为第一批试点单位[21]。2016年又确定了广东省文化馆、宁波市文化馆、大连市群众艺术馆等15家单位为第二批试点单位[21]。到2020年已有“6个批次110余家文化馆被纳入中央财政支持的数字文化馆建设项目”[4]。文化馆试点项目在启动之初，要求试点文化馆从标准、设施、资源、平台、空间、模式六方面展开深入探索，明确了文化馆数字化建设的重点突破方向[4]。此外，这些项目囊括了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文化馆，也为后续文化馆数字化实践在各地区进一步铺开积累了因地制宜的经验。

与此同时，公共文化云平台的建设也在快速推进中，并在试点项目的建设进程中逐渐成为文化馆数字化的重要工作内容。早在2014年12月，首个以“文化云”命名的区域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文化嘉定云”正式上线[22]。2016年3月，全国第一个省级区域覆盖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文化上海云”上线[23]。除了文化上海云，截至2016年底，“全国已基本建成了33个国家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省级平台”[24]。随着地方探索不断深化，2017年9月，发展中心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已经建成的六级服务网络和国家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为基础，升级推出“国家公共文化云”[25]。其后，文化馆试点项目比较注重与公共文化云平台的对接，两项工作相辅相成，推动了文化馆数字化建设的集成化趋势。例如，2017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的“数字文化馆建设”重点支持方向就包含实现与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的资源对接[24]。

第三，在理论研究与提升方面，文化馆建设的学术研究和标准研究同步开展，为相关工作从试点阶段走向常态化、高质量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一方面，这一阶段文化馆数字化的研究成果有了明显的增长。从研究论文来看，相关文献数量从2015年起迅速增加，这特别得利于行业组织的发力，如2018年、2019年中国文化馆年会汇集了较多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还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文化馆数字化专书——由李国新、曹俊主编的《数字文化馆：网络平台与实体空间》。该书从数字文化馆的线上和线下服务两个维度展开，其中，网络平台部分主要结合国内网上数字文化馆建设的实践，分析总结网上文化馆的基本功能、基本形态和主要实现方式；实体空间部分介绍了国外相关机构打造实体数字空间的做法和经验[26]。另一方面，数字文化馆的标准化研制开始进行，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立项了相关项目，还出台了若干地方标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2019年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联合马鞍山市文化馆、北京大学等申报立项的国家标准《数字文化馆资源与技术基本要求》[27]。这是我国第一个文化馆数字化方面的国家标准项目，根据该标准征求意见稿可知，其规定了数字文化馆资源、平台、数据管理等方面的要求，有望在颁布后对相关项目提供科学指引。

（三）高质量发展阶段（2021年—至今）

这一阶段开始于2021年、“十四五”时期的开局之年，文化馆数字化建设开始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严格来说，我们至今仍处于这一阶段的进程中，很难对此盖棺论定，但从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有一些特点开始展露，这里仅做简要讨论：

第一，在政策方面，文化馆数字化和公共图书馆数字化一起，逐渐成为公共文化数字化重要的两驾马车。在文化馆数字化的探索酝酿阶段，数字文化馆的建设是立足于公共数字文化惠民工程的基础上，依托于文化共享工程建设体系开展的，并没有独立的项目。而随着试点建设阶段发起的文化馆试点项目取得较好效果，文化馆数字化的重要性和可见度持续提高。在“十三五”时期末，文化馆数字化建设就已经有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的趋势。2019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出台《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指出要“以国家公共文化云统筹全国数字文化馆建设”[28]。到了“十四五”时期国家和各地公共文化的相关规划中，多把公共图书馆数字化领域的智慧图书馆建设和文化馆数字化领域的国家公共文化云建设并称[29]。可见，由文化馆主力承担的公共文化云建设已经成为提升公共文化数字化水平、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和实效性的关键抓手。关于“十四五”规划的相关内容，本文的第四部分将进一步展开详细讨论。

第二，在实践方面，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文化馆数字化建设正式从局部走向全面铺开、从公共服务走向全面赋能文化馆发展。一方面，由于疫情等外部因素和文化馆谋求发展的内部因素互相呼应、互相影响，从“十三五”末期以来，各地积极投身文化馆数字化建设，某种程度上，数字化建设和服务已经成为全国各级文化馆的基本要求之一，进入了数字化的常态发展时期。另一方面，文化馆数字化建设与文化馆其他业务的联系和互动进一步加深，数字技术展现出推动文化馆业务全面转型升级的潜能。

第三，在理论研究与提升方面，学术研究和标准研制走向细分阶段，从更具体的维度为文化馆数字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由于数字文化馆建设的案例经验持续增多，本阶段的学术研究开始有了更丰富的研究对象和素材，基于各地数字文化馆建设实践的案例调研和研讨反思持续丰富、主题日益多样化[30-32]。实践工作也为标准研制奠定了基础，2021年12月，发展中心牵头申报的行业标准《文化馆服务数据采集要求》获得立项，作为一个数据方面的细化标准，有望“推动提升文化馆数字化服务的个性化、智慧化水平”[33]。

纵观十年的发展历程，文化馆数字化从“探索酝酿”到“试点建设”，再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十年进程中，文化馆数字化取得的主要成就大体可以概括为四方面。

（一）数字化工作渐成常态业务

经过十年的发展，数字化工作较为系统地融入了文化馆的常态化业务体系。从机构转型的角度来看，这种“常态化”是十年来文化馆数字化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首先，从业务角度来看，数字化成为各级文化馆的基础性工作之一。这一点从文化馆的年报中可窥见一斑，多数文化馆在其年报中都设置了数字化板块或对数字化工作有专门介绍。例如，北京市文化馆年报在“公共文化服务开展情况”栏目内介绍了数字文化服务内容[34]、湖南省文化馆年报在“群众文化事业保障”板块内介绍了数字化建设情况[35]。此外，许多文化馆都指定特定部门长期跟进数字化业务，有不少还设置了专门负责的部门。例如，重庆市群众艺术馆设有数字文化中心[36]、宁波市文化馆设有“理论研究（数字服务）中心”[37]。在今天，或许一个文化馆可以没有集成统一的数字文化馆平台，却无法与云平台、新媒体、线下数字体验等宽泛意义上的数字化工作绝缘。

其次，从行业评估的角度看，在全国文化馆评估的指标体系变化中，也反映了文化馆数字化建设的普及程度。在最近三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分别是2011年的第三次评估、2015年的第四次评估、2020年的第五次评估）所制定的各级文化馆等级必备条件和评估标准中，均含有数字化建设的相关指标，它们从数字化设备、运维人员、资源、服务等方面对文化馆的数字化建设工作进行考评。值得注意的是，从第四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开始，“具备数字服务基本能力”被正式列入等级必备条件[38]，说明数字化建设已成为文化馆行业的共识。

最后，从政府重视程度来看，除了上文提及的国家和相关部门的规划日益强调数字文化馆、公共文化云等工作，在地方上，省一级的山西省[39]、河北省[40]，地市一级的北京市东城区[41]、海淀区[42]，广东省中山市[43]、东莞市[44]，新疆克拉玛依市[45]等等，都曾先后将相关内容开始列入地方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凸显了地方政府对文化馆数字化建设的愈加重视。

（二）资源与平台建设日益完善

数字资源是文化馆数字平台建设的前提、数字平台是文化馆数字服务的基础。经过十年的建设，文化馆领域已经形成初具规模的数字资源集群。各级文化馆在摄影作品、直播素材、文艺创作和慕课课程等各方面积累起一批独具特色的资源。此外，数字平台的数量不断增加，基础功能完善，且呈现多样化、特色化发展的趋势。2022年，笔者与东莞市文化馆合作开展“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研究”项目，选取省级、副省级文化馆和2015—2018年内被列入试点的地级市文化馆（共计55家机构）作为对象展开调研。调研结果显示，截至是年9月，全部调研对象都建立了数字化平台，整体可访问情况良好，不少数字平台还以网站和公众号为基础，向视频类新媒体平台进军。

与此同时，数字统一平台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互联互通卓有成效。在国家层面，2020年改版升级之后，国家文化云构建起以看直播、享活动、学才艺、订场馆、读好书、赶大集六大功能为核心的服务体系[46]；至2022年5月，“累计更新数字文化资源24万余条，完成与157家地方云平台的融合对接，开设地方专区175个，注册公共文化机构3319家，平台访问量超9.96亿人次”[47]。在地方层面，以广东为例，着力建设“文化在线——广东公共数字文化联盟平台”。该平台在国家平台和市县级文化馆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截至2022年6月，广东100%的市级、县级文化馆接入该平台之中，同时也实现了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之间的打通[48]。国家平台与地方平台多级联动推进了文化馆数字化资源的共建共享，有效推动了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改革。

（三）数字化服务创新卓有成效

在资源与平台建设的基础上，文化馆行业涌现出一批新兴的数字化服务品牌/项目，有力地促进了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的发展。例如，发展中心启动的“乡村网红”培育计划，以全国各级文化馆为依托，采用微综艺的节目形态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展播[49]，一经推出便引起热烈反响，截至2021年11月，抖音平台相关内容播放量已突破3.1亿[50]。这一创新举措聚拢了各级文化馆资源，以发掘培育“乡村网红”人才为抓手，促进了乡村文化振兴和旅游发展。

各地文化馆数字化建设的创新案例也如井喷似相继迸发。例如，在数字平台建设方面，浙江“指尖艺术导师”数字应用平台打通了全省102家文化馆的培训资源，以“LBS+O2O”的模式有效实现了民众需求与全民艺术普及资源的有效对接，荣获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创新实践案例[51]；在数字化赋能方面，广东的“美好生活”广东公共数字文化进万家服务推广活动，就以公共数字文化为志愿服务赋能，实现全省联动、线上线下融合，获得全国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项目线上大赛一等奖[52]。

（四）数字化研究工作逐渐起步

文化馆数字化是一个新生事物，新生事物的发展离不开研究工作的助力，也需要理论层面的提炼与总结。十年间，文化馆数字化的学术研究有了初步的积累，相较于探索酝酿阶段，当前相关领域的论著数量稳步增长，研究议题进一步细分和深化。与此同时，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应用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大数据重点实验室”）、基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究院等科研设置也开始建立，对数字化的政策解读、案例调研、数据分析等提供了支撑。

在此期间，标准化工作起步，为实践经验的总结、凝练和推广奠定了基础。当前，一系列的国家标准（《数字文化馆资源与技术基本要求》）、行业标准（《文化馆服务数据采集要求》《文化馆全民艺术普及线上课程建设要求》《公共文化云平台资源共享操作导则》《文化馆数字资源标签和用户标签通用要求》）、地方标准（《数字文化馆建设与服务规范》等）均在研制之中。

从十年前的起点来看，与同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相比，文化馆的数字化进程相对滞后。但在过去十年间，得益于有力的统筹、明确的规划和社会需求的呼唤，文化馆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短板，将数字化建设视为一种必需品，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向“十四五”时期及更长远的2035年，文化馆数字化建设还需要经历从“普及”到“深化”、从“起跑”到“引领”的转变。

2021年以来，相关部门牵头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对新时期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做出了总体部署，“文化馆数字化”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关键内容。2021年3月，三部委发布的《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提升数字文化馆网络化、智能化服务水平”，同时指出要“鼓励与企业合作，探索有声图书馆、文化馆互动体验等新型文化服务方式”[53]。2021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提出“推动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实现包括智慧服务、智慧分析、智慧评估和辅助决策等功能在内的智慧化运营，优化数据反馈模式”，同时在“项目21：公共文化云项目”中强调国家文化云与地方文化云（地方数字文化馆平台）的联动、整合，希望打造全民艺术普及的服务总平台、资源总库、文创中心，建设“公共文化和旅游产品交易中心，打造群众文化活动的大集成、大站台”，更加凸显了相关部门对文化馆数字化工作的期待；而“项目4：乡村网红培育计划”重在利用微综艺、新媒体等不同方式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实际上也与文化馆数字化工作息息相关[54]。除此之外，同年另有两个文件虽未直接提到“文化馆数字化”，但都涉及文化馆核心工作的数字化议题，包括：《“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有“加强非遗档案和数据库建设”的板块，涉及完善非遗档案制度、数据库体系以及“加强资源整合共享，推动构建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公共数字平台，推进非遗档案和数据资源的社会利用”等要求[55]；《“十四五”艺术创作规划》中提出“推动艺术与科技融合，加大数字技术应用力度”“用好现有文艺传播推广数字化平台，鼓励创新型演播平台建设，深化文艺院团与数字文化企业合作，推动线上演播与线下演出融合发展”等内容[56]。

在上述政策之外，还有两个必须重视的关键文本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和《“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前者是面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需求、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总蓝图，对于构建我国文化馆数字化的新业态、新模式具有方向指引作用，引言部分已有提及，便不再赘述。后者除了进一步丰富“提升公共文化数字化水平”的具体举措，还特别提到“开展‘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推进数字文化资源进乡村”等内容[29]。

概言之，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宏观规划到相关部门的专项工作规划，已经为文化馆数字化划出了明确的行动空间与发展路径。对于文化馆行业来讲，关键在于抓准大方向，积极开展探索、推动战略实践的落地。